埃及變天,獨裁專政三十年的穆巴拉克終被推翻,倉皇而逃。人們馬上聯想:這對中國有甚麼影響?中國政府怎樣看待此事? 我想,雖然大家很想中國從中吸取教訓,逐步放開「經濟鬆,政治緊」的管治模式,但眼前可見的是,埃及事件短期內不會對中國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因為兩國的情況不同。中國經濟正在上升,而中國政府也會採取更緊的手段來控制社會,有時又會使用懷柔手段,令社會矛盾稍稍緩和;可謂「一手大棒,一手紅薯,軟硬兼施,誓保政權」。所以,我暫時看不到中國會出現埃及的情況。 不過,埃及變天將進一步引發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的思考,令官方不能依然故我,一硬到底。只要看看中國政府對埃及事件的報道,就可知一二。當埃及數十萬人上街示威時,中國官方幾乎隻字不提,彷彿埃及風平浪靜;即使個別傳媒報道了埃及的情況,也不會出現坦克上街的照片,因為「崩口人忌崩口碗」,這些照片只會勾起「六四」坦克出動的情景。 但後來,中國的態度變了,公開報道埃及的局勢。為甚麼有這個轉變呢?原來也是政治的需要。埃及事件早已遍及互聯網,穆巴拉克下台後,中國政府知道瞞不住了,但報道內容要側重中國官方的觀點,強調「外國不應介入埃及問題」、「埃及人民可以自主」。中國認為,美國已全面介入埃及局勢,如果美國迫穆巴拉克下台後,又捧出親美的領袖,進一步控制埃及和富有戰略價值的蘇彝士運河,這就對中國非常不利了。所以,必須利用國際輿論來牽制美國。如果不報道埃及的情況,那又怎樣監督和遏制美國呢? 本來,中國有一個如意算盤,就是當美國集中爭奪中東的石油資源時,中國轉為開發非洲的石油,所以,蘇丹、安哥拉等國的石油資源已有不少中國的股份;待美國用盡中東石油資源而轉向非洲時,中國早已盤根錯節了。但近來,非洲多國先後出現民主浪潮,力求推翻獨裁領袖,並可能出現親西方的政府,這又可能打亂中國的部署。所以,中國對埃及的局勢也由低調變高調,正是國際鬥爭的一種策略也。 逢周二及五刊登
每年三月,北京都會舉行全國人大會議和全國政協會議(合稱「兩會」)。在全國的「兩會」之前,各省市自治區一般也會舉行當地的「兩會」,算是全國「兩會」的前奏。這已成了慣例,今年如是,所以近期不斷有地方「兩會」的新聞。 不過,無論全國的「兩會」,還是省市自治區的「兩會」,都是走過場的戲,重大的決定都在開會前安排好了。開會時,只是按劇本上演而已。 究其原因,主要一句話:「以黨領政」。只要細心看看各省市自治區的三套領導班子,即中國共產黨黨委、人民代表大會和當地政府,就會發現一個頗為普遍的現象:當地權力最大的黨委書記,往往兼任當地人民代表大會的主任(也是「民意代表」的最高負責人)。換言之,黨委的權與號稱民意代表的權,都集中在一個人身上,最方便把黨的意志帶入人民代表大會之內。 另一個普遍的現象是:省市自治區的政府最高負責人(例如省長、市長),往往又是當地的中國共產黨黨委成員(例如副書記)。換言之,黨委的政策和決定很容易就由這位披著省長或市長外衣的人,注入政府部門之內。 所以,黨委、政府和人民代表大會表面上是三個攤子,但卻是閉門一家親。而且,這種「親上加親」愈來愈明顯,只要翻開官方的資料,都會發覺官方也毫不隱瞞這種黨政機關和「民意代表」的姻親關係。 一九八七年,中央曾提出「黨政分開」的建議,並開始落實,黨委書記不會擔任當地人民代表大會的主任。但後來,「黨政分開」不再提了,兩者的關係反而愈扣愈緊。 至於本來屬於民意機構的人民代表大會,也成了民意到不了的地方。去年,北京還表明,人大代表不應自設辦事處。那麼,人大代表怎樣接觸人民呢?這是長期沒有答案的問題。敢問諸君:你知道在哪裡可以找到代表你的香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嗎?不要怪他們「隱形」,因為他們均不能自起爐灶,一切要聽指示。 按現時的做法,人民若有投訴,可向人大的「來信來訪局」提出。可是,這些投訴如何處理?人大代表能否過問?卻又是一個謎。 逢周二及五刊登
今天已是年初六,各地民工與家人共聚天倫之後,又要趕返城市,繼續工作了。這將是春運的下半場,在春節前出現的趕著返鄉的後續篇,即將上演。有人形容,這是一年一度在大遷移,就像候鳥一樣,在每年固定的時候都會飛來飛去,從來沒有停止過。也有人這樣形容:「年年春節移大地,處處人龍鬧中華。」 人們感到疑惑的是,由前年起中國的鐵路已經提高速度和增加班次,今年高鐵也通車了,疏導了很多旅客,為甚麼春運的交通還是一票難求呢?要解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尋找最根本的原因了。 其實,在過去五至十年裡,中國農村的生活愈來愈艱苦,大量農民向城市轉移。經過日積月累,目前至少有兩億六千萬農民已轉到城市裡去,令城市和農村的人口基本相若。農民流入城市後,不少農村十室九空,甚至變成「三八六一九九部隊基地」。 這到底是甚麼部隊,竟然佔領了全國的農村?原來「三八」乃婦女之意,「六一」則指兒童,「九九」是重陽節,引伸就是比喻老人。也就是說,農村的壯男都跑到城市謀生去也,農村就變成人丁單薄、老弱婦孺留守之地了。 在流入城市的兩億六千萬農民中,大約有一億五千萬人在城市裡找到工作,成為一個新的階層,就是近年來新興的「農民工」。另外一億一千萬農民在城市中找不到工作,只好「周遊列國」,到處流竄,一邊行乞,一邊找工作,或投靠親友過活了。有些失業農民逼於環境,淪為盜賊,更成為治安的一大隱患。 每年到了春節的時候,離鄉別井的農民都會回鄉過年,探望家人。所以說,一年一度的春節,必然出現人口大遷移,到處人山人海,這也跟農民和城市的貧富懸殊愈來愈大有關。加上趁春節假期出外旅遊的城市人,那就更是人潮如湧,到處都會激起人海浪花。即使鐵路提速和加班,以及高鐵通車,也不能滿足客運的需求了。 中央有鑒於此,多年前已提出要照顧好「三農」問題,也就是農業、農村和農民。多年來的「一號文件」,都以「三農」問題為內容,可惜「三農」問題至今仍是一個燙手的山芋。 逢周二及五刊登
「我爸是李剛」案一審結束。案中犯人、保定市公安分局副局長之子李啟銘在校園內醉駕,撞死撞傷兩女生,但只判監六年,內地網民譁然,怒斥無法無天。 如果多點了解內地的審判程序,再看此案的處理手法,就更感到:此案的審判確是假無可假,令人不敢相信這是公平的裁決。 首先,用甚麼罪名控告,已是一大奧妙。如今用的是「交通肇事罪」,量刑較輕,而不是可以判死的「危害公共安全罪」。這已預示李啟銘將會從輕發落。 其次,在審判前,官方電視台播出李剛和李啟銘「痛哭懊悔」的訪問。眾人有目共睹,官方傳媒避重就輕,刻意誤導,甚至造假的風氣,近年大行其道。鏡頭前的眼淚,有多少滴是真的呢?內地官場已傳出消息,此乃上級授意,並安排官方媒介配合,希望博人同情,減少輿論壓力而已。 跟著,審判時表面是「公開審理」,但卻是閉門結案。獲准入庭的人士事先都要核實身份,能入內「採訪」的傳媒都是官方御准的,而且必須同意用「通稿」,以達到眾口一詞的效果。 這裡順帶一提,內地審理敏感案件時,即使有公眾旁聽,但他們都要事前拿票,或經過組織安排,才能入庭。哪裡有「公開審理」這回事? 宣判時,答案是六年徒刑。但這個結果是否坐在法庭內的審判員作出的呢?不是。原來內地法院審理敏感案件時,背後都有「審判委員會」,他們拍板後再由審判長宣讀。所以,內地有一句形容法院審案的話:「開方的不看病,看病的不開方。」還有,雖說判監六年,但何時「保外就醫」,卻可以幕後交易。 判決公布後,馬上要封鎖消息,老百姓只能從官方傳媒中得到「公平審理」的信息,但死難者家屬的不滿、公眾的憤怒,只能在網上「噴薄」而出。不久,這些僅有的渠道也被堵截了。網上警察效率奇高地拼命刪除,這也是事前的精密部署,怎可容許「這些像蝗蟲般的流言蜚語傷害官方的清譽」? 所有一切,只說明一點,就是這類「我爸是李剛」的案件太多了。為免連鎖效應,樹倒牆傾,還是兩字了斷:「封殺」。 逢周二及五刊登
北京和港府拒絕王丹來港參加司徒華的追思活動,引來極大反彈,連傳統左派的人士也感到遺憾。北京和港府每次碰到這類敏感問題時,經常作出最錯誤的選擇,本來是可以善於利用的機會,都會得出「超錯」的結果,令人感到他們到底有多少政治智慧。 出現這樣異於常理的結果,無非只有一個原因,就是中國仍然人治色彩甚濃,高層一句話,或者一個閃念,就可以改變一切。「閃念」這兩個字,是外界無法理解的中國決策方式;也是這兩個字,令中國的事情經常出現「臨天光撒尿」和「好事多磨」的悲哀。 我隨便可以找到這樣的例子。三年前的四川大地震,港人大力捐輸,立法會同意撥款百億賑災。後來,有關方面安排立法會議員前往四川視察,民主派也有四、五名議員參加,其中包括長毛。一切安排順利進行,直至出發前一刻也沒有甚麼問題。 豈料,正當車隊出發的時候,忽然有電話通知,不讓長毛登機。當時,長毛已在車上,與大伙一起往機場。帶隊的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也是上車後才收到這個消息,令她尷尬非常。 另有一次,陳方安生獲邀到北京某大學交流講學,本來一切就緒,她也到了北京。豈料,就在講學的前一天,忽然一個電話說「取消」,整個活動就告吹了。 不過,有些突然的決策也有點正面的效果。例如,劉千石多年前要求返內地為母親慶祝生日,一直沒有得到批准。最後到了母親生日的前一天,阿石忽然收到通知,可以成行。此後好幾年,也是在出發前一天才收到批准的消息。再過幾年,阿石才取得回鄉證。這樣的過程,絕對是一種折磨。不知是否有些人總喜歡以折磨人為樂? 對於王丹這次申請來港,替他奔走的支聯會人士雖然知道過程艱巨,但一直都感到「跡象良好」,所以審慎樂觀。可是,王丹最後還是不能來,這就更令人感到,即使理性爭取,甚至忍氣吞聲,也敵不過「人治」的決策。制度?人情?常理?一切都付諸流水。我翹首問碧蒼:這些東西是否根本從來沒有存在過?只是我們一廂情願呢? 逢周二及五刊登
兔年即將來臨,很多人趁此機會回鄉團聚,形成一年一度的春運潮。不過,每逢春節期間,如無必要,我都不會回內地去,皆因這段時候內地各處人多車多,尤其是旅遊景點,更是人山人海,水洩不通,本想享受一個愉快假期,但可能反過來是一場「大戰」,教人怕怕。 對於要在春節期間返回內地探親訪友或旅遊的人士,必須做好準備,事先安排妥當,否則到時失了預算,那就一波三折了。如果選擇乘坐長途巴士的朋友,更要提高警惕。 因為內地的長途巴士服務,不像火車服務只由政府經營,而是由很多民營公司一起提供服務,所以競爭激烈,各出奇謀拉客,有時候反而會令服務質素下降。例如,這類公司要壓縮成本,本來要安排兩名司機輪流駕駛長途車,但往往只安排一位,令司機體力難支,疲憊不堪,影響行車安排。 有些小公司為了在春節期間多賺一筆,經常超載,四十人的巴士,可以坐上六、七十人。乘客(多數是民工)為了早點到達目的地,都不怕危險,大家一起創造「健力士擠車紀錄」。這類小公司還有一種令人恐懼的習慣,就是讓司機和巴士長期運行,爭取時間多跑一轉,乘客的安全如何,則不是他們關心的了。 過去,當局曾因為超載車輛出事而引入一種「自動鎖車」的儀器。當局要求巴士公司在車上安裝一個儀器,當巴士行駛超過十二小時之後,將會自動熄火,不能再行。那麼,無論巴士公司怎樣加班行駛,也無作用了。 不過,這項措施實行了一兩年,就在業內反對下不了了之,而當局眼看回鄉的人潮如湧,不讓巴士加班實在無法應付,最後只有隻眼開隻眼閉,不再堅持了。 當然,近幾年的春運交通也是有改進的。例如火車的售票工作,已經大量使用電子化,包括網上售票,電話售票,以及在火車站內的電子售票機等,大大縮減了輪候的時間。此外,高鐵的票價雖然貴,但畢竟疏導了部分乘客。還有,很多地方吸收了2008年大雪災的慘痛經驗,已經動員大批人力物力,有需要時出動幫助。所以,人們對春運不能有彈無讚哩。 逢周二、五刊登
在胡錦濤出訪美國當天,台灣進行大規模的飛彈射擊演習。外界有一種意見認為,這是台灣向北京顯示姿態的行動;而且,親臨觀察的總統馬英九在演習後還說,希望美國繼續對台售武,此語正好與美國傳媒的報道相符。美國傳媒說,美國正研究向台灣進行新一輪售武。種種跡象加起來,好像美國與台灣「打龍通」,要向中國顯示顏色,甚至要剃胡錦濤的眼眉。 可惜,飛彈演習之後,大家發現被剃眼眉的不是大陸,而是美國和台灣,因為在試射的飛彈中,有百分之三十不能命中目標,有些還射落大海。這樣的成績,難怪馬英九也口黑面黑,公開表示不滿意,不收貨。 其實,這樣的演習結果是一早可以預料到的,大陸的軍方人士根本一點也不在乎,更不會緊張,甚至沒有花太多精神關注。為甚麼大陸軍方對台灣如此輕蔑?無他,皆因大陸完全了解美國賣給台灣的武器是甚麼貨色。 我不是軍事專家,但聽軍事界人士介紹,原來美國賣給台灣的戰機,型號是先進的,但質量卻是「次貨」,而且經過「精心設計,特別改良」。眾所周知,隔海打仗,飛機乃主要戰備之一,但美國賣給台灣的戰機只可以飛行一段不長的路程,因為它的油缸特別小,很快就沒有燃油了,就像膀肛有病的人,十來分鐘就要上廁所,怎樣在空中有效作戰? 還有,這些戰機的槍炮,口徑也特別小,與正常的同類型號不同。有人形容這有如在消防車上安裝家庭式水喉,或者像在高射炮上使用手槍的子彈。這樣的戰機能打仗嗎? 軍事發燒友還指出,美國說要向台灣出售愛國者導彈,因為這只是「防衛性武器」。大陸方面當然反對,因為防衛性武器隨時可以用作攻擊用途,那有防衛性或攻擊性之分?不過,大陸後來放心了,因為美國只會賣3個愛國者導彈的發射組給台灣,而台灣必須有4個發射組,才能覆蓋和保護整個台灣島。換言之,無論如何台灣的天空都會出現一個「洞」,讓大陸的導彈打進去。試問,這樣的愛國者導彈怎樣「愛國」?所以,軍事界人士都說,美國賣給台灣的不是武器,而且玩具。 逢周二及五刊登
上周內地有一宗引起爭議的新聞,河南禹州一名農民使用假軍車車牌,被控於法庭。這本來是很簡單的詐騙案,但判刑卻是極重,竟然是無期徒刑。大家想一想,內地很多貪官污吏,騙得幾十億錢財,也是被判十年八載。這位農民卻被判終身監禁,這能服眾嗎? 此事在網上流傳,數以萬計的網民為這位農民大抱不平,構成官方的巨大壓力。後來,被告聲稱他是為胞弟頂罪的,官方才以「有新證據」為理由,重新處理。 看到這宗新聞,我不禁百感交集,不單為內地判案的隨意性感到心酸,也為內地的軍車特權感到啞口無言。在內地,有兩種車屬於路上霸王,一種是軍車,一種是擁有「0」字牌的車,也就是公安的車。它們可以逆線行車,橫衝直駛也不會被捕,即使撞到其他車輛,有良心者會給予賠償,沒有良心的還說你撞它。 這兩種車輛經過高速公路,都不用付費。高速公路的收費處,一般都安排特別的軍警通道,讓軍車和公安車輛專用。種種特權令這些車輛橫行無忌,絕對不會像解放軍駐港部隊的車輛那麼守法。 有一次,駐港部隊一輛軍車由九龍經海底隧道到港島,誤行電子收費通道。後來司機發覺了,二話不說,把車駛回九龍去,再次經過隧道(這一次司機緊記的走了付費通道),並向隧道管理人員補回欠交的隧道費,還主動要求繳交罰款。 駐港部隊如此紀律嚴明,皆因軍令如山,犯事者不單馬上被調走,還要接受懲罰,以免影響軍隊聲譽。但內地的軍車卻是權大過天,所以偽冒軍車和公安車牌的情況十分普遍。按內地行情,偽造一個假車牌,成本一般只收二百至三百元,但偽造軍車和公安車牌,一般收費一、兩千元,因為造假的工廠要額外收取「風險費」。 其實,如果被軍方或公安查獲,甚麼「風險費」也彌補不了,這只是說明軍車和公安車牌有特殊價值,造假的工廠乘機多賺一筆而已。 由於這類特殊車牌需求甚眾,所以供應者也樂此不疲。久而久之,內地出現一些軍車和公安車牌的假車牌郵遞服務,直接把假車牌寄給買家。這種情況在香港實在不可思議,只要警方一查,甚麼罪犯都無所遁形。可見,關鍵在於查不查,或者執法嚴不嚴而已。 逢周二及五刊登
美國國防部長蓋茨訪華,但媒體的焦點卻轉移到中國試飛「殲20」隱形戰機之上,因為中國在蓋茨訪華時讓隱形戰機曝光,大有向美國顯示顏色的味道。美國在「六四」之後向中國禁售武器,並向歐洲各國施壓,要它們也一起杯葛中國。但是,中國還是成功自行研製隱形戰機,雖然性能不如美俄的同類戰機,但畢竟證明中國有能力突破技術封鎖,美國你用不著也文也武。 不過,美國軍方似乎有點酸溜溜,美國傳媒跟著轉移視線,借蓋茨一句自彈自唱的話,大做文章。蓋茨說,當他向胡錦濤查證有關消息時,胡錦濤有點愕然,彷彿不知道軍方在試飛隱形戰機。跟著,西方媒體就質疑,甚至婉轉地作出結論,屬於文官的胡錦濤也控制不了軍中的武將,反映了中國軍隊不團結的隱患。 我想,蓋茨認為胡錦濤對他的問題「表示愕然」,只是他自己的感覺而已。中國外交界人士判斷,這是蓋茨刻意製造出來的「新聞」,把「殲20」試飛的焦點轉移到「中國軍方不和」之上,既減低「殲20」成功試飛的新聞性,也乘機插你一刀,此乃一石二鳥之計。其實,美國使用這類陰招,乃家常便飯的事。一九九九年,美國炸毀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北京市民怒圍美國駐華大使館抗議。一些群眾投擲石塊,擊破美國大使館的一些窗戶。幸好,中國履行保護外國使館的責任,美國大使館所受的破壞程度其實不大,只是靠近路邊的門窗被擊毀而已。 不過,美國就利用這些「傷痛」大做文章。當憤怒的群眾散去後,美國駐華大使安排一批美國記者到現場採訪,並站在被破壞的門窗之前讓記者拍照,同時在有意無意之間裝出猶有餘悸的表情。 由於這些照片的畫面和角度都集中在被破壞的門窗之上,而沒有美國大使館整體完好的外貌,當這些照片在美國刊登出來後,自然會產生轟動的效果。有美國傳媒還形容:「且看,中國的暴民是這樣野蠻的。」一下子,美國就從兇手變成了受害者。今天,西方傳媒仍然主導著國際輿論,中國媒體在國際宣傳輿論的領域中只擁有大概百分之四至五的佔有率。所以,美國就不斷製造新聞,實行以筆代槍了。
美國國防部長蓋茨訪問中國,昨天與習近平見面。行前,他承認低估中國的軍事實力,美國某傳媒還說他此行要近距離了解中國的軍事發展,尤其是在參觀二炮部隊(導彈戰略部隊)時,趁機摸底。 這種說法可謂過於戲劇化了。以今天的現代化代科技,美國怎可能不掌握中國的軍事實力?還需要蓋茨親自「深入敵營」,才能看得清楚嗎? 事實上,美國的衛星(包括間諜衛星和其他類型的衛星,甚至民間公司的衛星),也可以作軍事偵測用途。美國的間諜衛星圖片還可以把地面上體積小至六方呎的東西拍下來,中國飛機在天空上飛,美國的間諜衛星都可以拍得一清二楚。 當然,如果在隱蔽的地方(例如在山洞裡),或者高性能的隱形戰機,偵測時比較困難,但卻不會一無所知。所以,蓋茨說低估了中國的軍事實力,只是「出口術」之詞,無非是日後向美國國會要求增加軍費的藉口。其實,多個國家都利用中國的軍事威懾大做文章。最近日本不斷強調中國加強軍力,可能要用武力收回釣魚台,也是為了增加軍備找理由而已。 其實,中國同樣掌握美國的軍事實力,更了解自己與美國的差距有多大,所以才不會與美國正面衝突。軍事界人士都說,在今天的世界上,要做到真正的軍事保密,已經愈來愈難了。 不過,蓋茨說「低估了中國的軍備」,也有一半是對的。因為美國只能掌握中國軍備的大概情況,而無法完全掌握,尤其是中國的軍費,更是一筆「虛無飄渺的帳」。 軍事界人士都明白,中國大約五千三百多億人民幣的軍費,主要用在軍人的基本裝備和生活之上。很多軍事科研項目,不一定計算在軍費之內,有些撥到其他科研機構(如中國科學院)的開支裡。它們研究出來的成果,隨時可以轉化為軍事技術。 至於中國近期讓一些尖端武器曝光,例如「殲20」隱形戰機,只是對美國的一個「強示訊號」,顯示中國不是沒有能力自行研製先進武器,西方世界對中國武器禁售,阻不了中國的發展。事實上,任何國家都不會把自己最尖端的軍事科技水平展現人前,此乃國際上司空見慣的爾虞我詐,不足為奇。 逢周二及五刊登
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到訪美國,為胡錦濤即將訪美之行作準備。正當他與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多尼倫會面之際,剛剛度假回來的奧巴馬突然出現,說是「即興」參加,並說了一大串「期待胡主席到訪」的話。看到這個場面,我拍案而笑:「好戲!兩個人都好戲!」這兩個人,當然就是奧巴馬和楊潔篪了。 我採訪過不少外交活動,深知在外交場合中,甚少出現真的「即興」和「巧合」。事實上,很多「即興」和「巧合」都是精心策劃的。多年前,克林頓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門外的走廊「巧遇」到訪的達賴喇嘛,就是典型例子。為甚麼要選擇在橢圓形辦公室門外?皆因橢圓形辦公室是總統權力的所在地,但克林頓不方便邀請達賴入內,於是安排在最接近權力的走廊見了達賴。這就是給中國的一個訊號。 近期的例子就是溫家寶和菅直人的「走廊外交」。雙方在「巧遇」的情況下,坐在「剛好找到」的凳子上,通過「剛好出現」的翻譯,談了二十多分鐘。 談到這類刻意的「巧合」,在外交圈中多不勝數,再舉克林頓一九九八年訪問上海的一個例子。他在一個接受聽眾來電的直播訪問中忽然說出對台灣的「新三不」(包括不支持台灣參與非主權國的國際組織),原來那位來電的聽眾就是中國政府安排的,而克林頓事先也心知肚明。 我剛才說楊潔篪也是好戲之人,一點也沒有騙你。一九八八年,老布殊總統訪華,長長的車隊經過天安門廣場時,忽然停了下來。老布殊下車,與北京市民交談起來。那時候我正駕車跟隨採訪,心想:美國總統真的很親民。但後來我才知道,原來一切都是按劇本而行。能夠與老布殊總統近距離交談的人,都預先經過挑選和接受指示。外交部的朋友還告訴我:他們就是我們的人,整個過程都是由楊潔篪負責和安排的。 那時候的楊潔篪仍是外交部裡的一名小將,上級安排他專門與美國官員打交道,尤其是與布殊家族打好關係。後來喬治布殊邀請江澤民到德克薩斯州的家族農場作客,就是楊潔篪奉命穿針引線的。 聽了上面的真人真事,你還會說奧巴馬與楊潔篪會面是「即興」的嗎? 逢周二及五刊登
華叔走了,無數人為他傷心流淚,乃真情流露也。香港傳媒大幅報道華叔一生的豐功偉績,也是尊重客觀事實的表現也。但在另一邊廂,官方新華社只發了一篇寥寥八十八字的稿件,還不敢提到司徒華是支聯會主席的身份。我們不妨剝絲抽繭,看看內地為甚麼發出這樣別具一格的稿件? 原來在中國官場的政治文化裡,對一個已故人物怎樣評價,或者發不發稿,背後都有不少考慮。據說,有一種意見認為,如果在華叔身故之後發稿,但又不知怎樣評價才好,倒不如不發稿吧。但另一種意見認為,如果不發稿,把他當作一陣逝去的風,若無其事,裝作瀟灑,只會令香港人更加反感,認為北京不近人情。 最後,官方決定以輕輕帶過、點到即止的方式發稿,暫時做一陣子「快閃黨」,應付過去就算了。北京高層可以這樣解釋:死後還替你發個消息,總算把你當是一個人物。殊不知,這樣的冷處理只會令人感到北京仍是頑鐵一塊。 其實,雖然北京高層視華叔為「頂心杉」、「眼中釘」、「肉中刺」,不願正面肯定華叔,但一些官員私下對華叔卻是頗為尊重。他們認為,至少華叔沒有跑到美國去,要求外國指責中國。此外,無論華叔的言行怎樣頂心頂肺,不愛共產黨,但他畢竟深深愛著這一片中國黃土地。還有,華叔始終曾經一度有機會走在一起(指《基本法》草委會期間),應該分手也是朋友,如果是兩夫妻,更應該「床頭打架床尾和」;如今人已逝去,不應該人去茶涼,一點表示也沒有。 所以,這些官員對北京高層的做法也不敢恭維,可是人微言輕,而且這類意見在大陸算是「異端邪說」,不能公開表達,只有忍氣吞聲了。 記得多年前曾有人提出建議,逐步讓異見人士返回內地,先讓年老的回去,再讓不太活躍的異見人士回去,慢慢創造一種寬鬆的氣氛。豈料,高層卻死牛一邊頸,不單不懂得找機會解結,還把這個結愈綁愈死。故人說:「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但華叔到死也不能還鄉看一眼,這個遺恨,縱是斷腸也難化,唯有含恨變飛灰。 逢周二及五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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