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昨日揭幕,這次會議的主要內容是「從嚴治黨」。會前,內地傳媒大幅宣傳,推出《永遠在路上》反貪腐宣傳片,還在紀念長征八十周年的活動上強調黨員必須牢記前人的精神,不要失去昔日的理念。言辭夠懇切了,令人聽得動容,但人們關心的是,到底「六中全會」能拿出甚麼「從嚴治黨」的具體措施呢? 其實,只要把中共多年前提過的建議拿出來,就可以作一個檢視了。在江澤民年代,曾經大聲呼喊:如果不能搞好反貪腐的工作,只會亡黨亡國。江澤民能夠喊出這樣的話,反映貪腐問題那時候已經很嚴重了。為了認真落實反貪腐,中共於是研究財產申報制度。可是,這個建議提出至今,最少二十年了。如今,財產申報制度還沒有出台,這又說明甚麼呢? 據了解,當中有一個難題未能解決,令這個制度遲遲未能推出。為官者的財產申報是應該的,但很多官員通過其親人貪污,於是直系親屬的財產也應該申報;可是,後來很多官員通過其兄弟姐妹代為收賄斂財,因為他們不是直系親屬。於是,這裡又出現漏洞了。 後來有人提出兄弟姐妹的財產也要申報,但這又出現不公平的爭議;因為一人為官,其兄弟姐妹可能另有發展,如果要他們申報財產,則有侵犯私隱之嫌。於是乎,整個財產申報制度的研究就擱置下來了。 此外,中共到今天為止仍然採取「先黨紀,後國法」的原則,任何涉及黨員的案件,都要先交由黨的紀律檢查部門調查,看看對黨的影響有多大。結果,很多涉案的黨員出事後,馬上到處找保護傘。據社會科學院研究所得,在涉及黨員的案件中,有大約七成官員在找到保護傘後甩身,只有大約三成案件可以繼續處理。可是,在剩下來的三成案件中,又有一半以上最後是獲得撤銷檢控的。那麼,豈不是大部分涉及黨員的案件都逍遙法外嗎? 總之,我仍然希望「六中全會」會出現令人驚喜的消息,例如成立審查官員和黨員的專門法院,減少這類案件的排期時間。這個建議已經提出多年,希望早日成為事實吧。 周二、五刊登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訪問北京,作出非常謙卑的姿態。中國也高調接待,兩國關係逐步進入融冰階段。據聞,中國將容許菲律賓漁民在黃岩島水域有限度作業,唯會面後公布未有提及,而菲律賓也將逐步疏遠美國,還打算向中國和俄羅斯購買武器,取代在軍事上依賴美國。 一切多麼美好啊!不過,在國際政治和外交上,這些「友好」都是在「有好」的前提下才會出現的。中國心裡很清楚,如果對菲律賓沒有好處,它會如此低聲下氣嗎?菲律賓也清楚,如果不作出這些姿態,中國願意給它那麼多金錢好處嗎? 如今已知的交易,包括中國將在菲律賓投資二千億港元。此外,兩國貿易將會明顯增加。杜特爾特心裡明白,從2013年起,由於前總統阿基諾三世跟中國關係不好,中菲貿易下降,去年才輕微回升百分之二點七,但只有四百六十億美元左右。長期以來,中國是菲律賓的第四大出口國,在進口方面,中國更是菲律賓的第一大進口國,佔了菲律賓進口總額百分之十六。菲律賓經濟下滑,杜特爾特只有放下身段,前來中國叩門。 其實,上述投資和貿易,本來是打算放在馬來西亞和印尼的,但中國為了加快搶奪菲律賓的關係,就把這些貿易從馬、印兩國暫時轉移到菲律賓去。從中國的角度看,這樣做屬於資源分配的問題,對自己毫無損害,但在外交上卻可以駕馭風雲。 不過,外交從來是風雲變幻,甚至爾虞我詐的。中國也知道,現在給菲律賓經濟好處,它才投懷送抱,但當利益減少的時候,它又可能跳草裙舞;畢竟,菲律賓和東盟諸國,在軍事上、政治上、意識形態上,均與美國有密切關係,並非中國一邊依靠經濟手段就可以長期保持穩定的,未來還要看中國的實力如何。 菲律賓也心中有數,希望「綠楊移作四家春」:其中「兩家春」已露出來了,就是政治、軍事上靠向美國,經濟上靠向中國。另外「兩家春」是台灣和日本,台灣的蔡英文提出「南方政策」,菲律賓正中下懷;日本為免中國在東南亞擴大影響,也計劃增加投資。所以,未來的合縱連橫如何發展?還看明朝。周二、五刊登
神舟十一號載人飛船昨天成功發射,兩名航天員將在太空逗留30天,創下中國航天員在太空生活的最長時間。有朋友看見這些新聞,馬上聯想到:「飛船上天,民主落地。」這句話有點像文化大革命的「衛星上天,紅旗落地。」聽後,我浮想聯翩。 我理解這話的含意,大多是因感慨而起,對中國的科技成就並無貶意;更多的意思是指:中國既已有實力創出世界一流的科技成績,應該有足夠條件和信心進行政治改革了。可惜,科技和經濟進步的同時,政治、民主、人權等人類的基本訴求和普世價值,中國卻棄如弊屣。這正是很多對中國抱有良好願望的人士感到無奈和傷感的地方。 我會用「條塊分割法」來看待上述兩個問題;既清楚(甚至不滿)中國政治落後,民主倒退,但對中國的科技發展,沒有牴觸的情緒。相反,應該讚賞我還是讚賞。其實,我對科技完全外行,只是記得已故科學家錢偉長在英國對我說的話,大意是:中國現在要追趕高科技,否則繼續被外國欺負;中國(指執政者)也要追上民主自由,否則就會被人民推翻。 那時候,中國剛剛改革,氣氛較為開放,錢偉長可以說出這些開明的話,但後來政治氣氛逆轉,他也不再說上述的話,或者想說也說不出來了。不過,我始終感到,科技、經濟發展與民主並無矛盾;掌權的人為了保存小集體的私利,才把兩者對立起來,所以不願作政治改革,但我從來不會以「句號」(。)看問題,而只會用「逗號」(,)看問題。 理由很簡單,因為一切事物都在發展中。一代君主過去了,一代君主又繼續掌權,但與此同時,爭取民主的一代人過去了,另一代爭取民主的人又會起來,時而浪底,時而浪尖,遠遠還未定形定格,關鍵是看遠長發展,看看哪一方的力量強。我從人類發展史的角度看中國,我相信中國人民不是蠢貨,不會再相信「聖主明君」。 所以,我肯定中國的科技成績和經濟變化,沒有情緒上的反彈,因為這正是加速中國質變的過程。有朋友不認同我的看法,沒關係,因為這正是我們共同創造的多元文化。 周二、五刊登
多年來在立法會一直以零票自動上位的梁君彥(圖),終於當上了立法會主席。人們除了質疑他的認受性之外,還質疑他的國籍,因為他一直沒有放棄英籍,只是到了知道將會當上立法會主席之後,才急急放棄。這也許是我以庶民之心度「君」之腹,但事件發展的時序確實如此。 而且,他的「放棄」看來有點依依不捨,還有點亂套。當他被泛民議員追問國籍問題時,險些拿不出最終的證明,幸而到最後一剎那,來自英國的證明才能公示人前。據專家說,在這麼短時間內放棄英籍而又可以生效,應有特別安排。至於怎樣特別?不得而知。 有人讚梁君彥「醒目」、「世界仔」,是某些人讚口不絕的典型「香港仔」。如果從這些標準和角度看,我絕對不醒目,更不適合這個世界,也許連香港人也算不上。不過,我尊重別人的選擇;即使你為名為利向上爬,但不傷害別人,不為虎作倀,我也抱著與人為善的態度。但有多少人能做到呢?走著瞧吧! 其實,我不大關心誰當立法會主席,只是從中想到另一個更值得深思的問題:北京到底欣賞(其實只是表面欣賞)甚麼人?重用甚麼人?為甚麼欣賞和重用這些人? 過去已有很多例子說明,原來北京欣賞和重用的人中,不少是利益凝聚的,而不是理念凝聚的。有利益的時候就靠過來,而北京也因為利害關係而開門納入;不過,有些人仍然計算與北京保持距離,全憑利益關係深淺而決定距離的尺度。所以,過去某些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也擁有外國護照。不管內地或香港,幾許名卿巨公或其後人,也擁有外國護照或居留權。北京也有不同的態度,有時隻眼開隻眼閉,一切都看變化中的標準和政治現實。 北京的統戰政策,就是圍繞這些標準進行的,但他們只能用利益換取表面的政治忠誠。這種親小人、遠萬民的政策,正是中國統戰的最大失敗,也是中國政治的最大悲哀。 難怪不少傳統左派對北京的政策也心灰意冷,有些走出死胡同,尋求真的自我;但有些卻未能返璞歸真,繼續埋首沙堆。我只能說:我尊重他們在悲鳴中的迷幻選擇。周二、五刊登
大陸多個城市頻出「辣招」,試圖遏制有如脫韁之馬的樓市。有些地方有一些效果,或者說,出現了短期和暫時性的效果。不過,更多地方的「限樓令」無效,失效,甚至效果相反。人們擔心樓市不知甚麼時候爆破? 對於這次樓市失控,習近平提升到「國家安全」的角度,因為他也看到危機所在──如果樓市爆破,千家萬戶的血汗錢也許化為烏有,他們還能忍耐嗎?年前的「暴力救(股)市」(習近平和李克強均要負上決策的責任),結果是百姓狂流血水,權貴乘機掠水。人民對股市失去信心之後,才把資金投入樓市;萬一樓市又在官方政策失誤之下爆破,到時會出現怎樣的局面呢?習近平應該心知肚明。 不過,官方想到「國家安全」(實質是政權安全),但有沒有想到出現瘋狂樓市的原因呢?這跟習近平今年年初說的五大經濟任務有關,其中一個任務就是「去庫存」;也就是說,要想辦法處理空置的樓宇。 噢!為甚麼官方總是只想到行政手段,卻沒有尊重經濟規律呢?習近平說三個字,下級官員就要各出奇謀。有些地方政府分發「樓券」,實際是地方政府補貼,賤賣房屋;有些地方甚至零房價「賣樓」,總之減少空置樓宇的數字,能夠交差就行了。 此外,由於中央的壓力壓到省級政府,省級的壓力自然要卸到市級政府,於是又出現怪現象。一線城市限購房屋,資金就催谷到二三線城市的樓市,令樓市狂熱的病態傳到其他城市去。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慘了,但原來這正是地方政府為二三線城市「去庫存」的「高招」。這到底是解決舊問題?還是製造新的難題呢? 試想,無論是一線或二三線城市,貧富懸殊只會更劇烈,社會炸彈只會愈來愈多,中共的政權不是更危險嗎?也許他們說:「不會有危險。」因為他們要槍有槍,要炮有炮,隨便拿出一種專政機器,已可以壓制萬民,但這能解決深層次矛盾嗎? 說到底,就是因為沒有真正的政治改革。官員不用真正的問責,作了錯誤的政策和決定也不用負責。且看,那些製造「鬼城」的幹部不是繼續升官發財嗎?
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圖)被泰國拒絕入境,並聽到泰國官員說他已上了「黑名單」。不久,泰國總理巴育公開表示,這是「中方的事」及按中方要求處理。我跟進這宗新聞的每一步發展,心裡隱隱浮現一個人的影像。誰?──孫中山。 我不是指黃之鋒日後會變成孫中山,也不知道他有沒有本事成為孫中山,但孫中山當年確實成為清朝打壓的對象,清朝還嘗試把孫中山從英國綁架返回大陸。雖然,歷史不一定完完本本地重複,但卻在很多地方簡單地重複。今天有些青年人正在簡單地重複著以前的梁啟超、孫中山,甚至未執政前的毛澤東,但也有些青年人正在簡單地重複以前的李自成、洪秀全……。 同樣道理,執政者也正在重複,滿懷壯志,為民除害,驅除外敵,復興國運,但當失去監督和自制之後,又會變成驕橫跋扈,仗勢凌人,崇拜權力,殘民自肥。不同的歷史人物,不斷地重複前人的角色;他們雖然生活在不同的年代,但卻好像玩著同樣的遊戲。所以,明朝重複元朝末期的遊戲,清朝重複明朝末期的遊戲,國民黨重複晚清的遊戲。至於共產黨會不會重複國民黨當年的遊戲,暫時不得而知?但如果它不能擺脫這種歷史的規律,同樣的命運將早晚降臨。 長期以來,很多香港人以為有「一國兩制」作為護身符,可以安枕無憂,至少可以安身立命;你不去碰政治,政治就不會碰你。但人們慢慢發現,或者隱隱感覺:只要政治大氣候逐步收緊,不碰政治也會受到政治的壓力,自己本來享有或者應該享有的東西,正在手指縫中不知不覺地消失。 過去,民運人士以為只要不踏足大陸,就安全了。劉曉波被捕和判監後,一位民主派朋友對我說:「真的感謝共產黨不讓我們回大陸去。原來不能回國,也許才是最安全的。」豈料發生李波事件,人們才如夢初醒;後來再聽聞桂民海事件,人們更感到原來這個世界是沒有安全防線的。前日,黃之鋒事件更告訴大家,很多事情都要重新認識,做好一切準備。 到底要做好甚麼準備?難以一言蔽之,但無論如何,不能魯莽,更不能放棄。 周二、五刊登
國慶升旗儀式和奏國歌時,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放下雨傘。其後,梁振英也放下雨傘。於是,有意見認為,梁振英處處都是看風使舵,馬首是瞻,唯恐跟風慢了一秒,就會落後於人。 先談張曉明,他在升國旗和奏國歌時放下雨傘,是官場儀式中的要求和慣例,說明他懂得有關禮節。在內地,升國旗和奏國歌都是嚴肅的行為,有一定的規格,不能輕視;而且,儘管要表示愛國,但很多場合不能借助國旗和國歌增加氣氛,例如私人婚禮和商業活動。張曉明乃官場中人,懂得箇中細節,屬自然之舉。 至於梁振英,到底他是知道有關細節但只是慢了半拍才有反應,放下雨傘?還是他看見張曉明放下雨傘之後才跟著放下雨傘?不得而知。因為第三者無從猜度。但是,人們會從眼見的現象來賦予各種聯想。於是,「張曉明做乜,梁振英就做乜」的解讀就出現了,但是否成立?則人殊人言了。 我也沒有答案,因為根本無興趣了解答案。只想說一句,任何政治人物對自己的每一個舉動,無論大的動作還是小的細節,也要審慎而行;尤其是在公開場合,一個小小的動作也會成為公眾話題,更何況是話題多多、爭議不斷的人物! 網民馬上又加以發揮,聯想到梁振英當選特首後即時到中聯辦去,其後某些政策(尤其是政治方面)又與北京的要求如出一轍。其實這是官場常態,曾俊華也說:「你永遠贊成老闆的。」如果他當選特首,或者也會這樣做。這種情況在中國、在外國,大致一樣;不過,一個又一個的現象加起來,引致市民不信任政治人物,也是自然的事。 以前我長駐外國採訪時,看過政治人物上下不咬弦的情況,但他們有較多選擇,包括辭職不幹。但在中國的高層政治裡,辭職就是公開擘面和背叛。即使你不滿上司的決定,一般只有啞忍,被迫食死貓,甚至隨時被犧牲,變成權力的墊腳石。在這屆特區政府中,你說有沒有這類死貓? 再想深一層,無論張曉明和梁振英舉傘還是不舉傘,但一定不會舉起黃傘,因為黃傘的意義不是他們認同的,而是老百姓堅持的。 周二、五刊登
彈指閃動,「雨傘運動」轉眼兩年。前天再到現場,心裡還是那句話:「雨傘還未能放下!」因為天氣還未放晴,太陽還未出來,烏雲仍然密布,狂風暴雨隨時再來。 回顧過去兩年,有人認為「雨傘運動」失敗了。我尊重各人有不同的感覺(關鍵看動機:有人會因為「失敗」而奪取話語權,有人會因為失敗而繼續無私奮鬥;不要緊,大家會看清楚的),但我完全不認為「雨傘運動」是一個失敗。它有不足之處,甚至有很多不足之處,但它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為日後「不用再晴天打傘」建立堅實的基礎。 很多人看到,「雨傘運動」後有兩個延伸現象已經出現:一是新興力量透過選舉進入了立法會,為「雨傘精神」保持影響;二是「雨傘運動」引起不少青年對政治和身邊事物的關注,擴闊了日後爭取民主的土壤。暴風雨阻不了禾苗成長,反而令它更茁壯地脫穎而出。 此外,我還要說一點,就是「雨傘運動」不單磨煉了意志,更重要的是提升了行動的思考。任何運動開始之時,很多人「一腔熱血勤珍重,我以我血薦軒轅」;但往往未能吸收前人經驗,更不懂進退有度。如今,當年人有所反思,也算是可喜的現象。 可是,我又有兩點憂慮。其一,「雨傘運動」有不少細緻的地方,到今天已經好好總結了嗎?我看還要深化。例如:運動在發展過程中如何防止變異?說是容易,但知易行難。這是一個因時、因事、因人(包括運動的領導者和參與者)而異的永恆問題,需要好好深化。 其二,深化之後怎樣行動?更是一個大問題。而且,經歷了「雨傘運動」的一代深化了經驗,但在未來的社會運動中出現的新一代會否吸收前人的經驗呢?還是新人又犯上舊人的毛病,到事後總結時才忽然醒覺?事實上,這些簡單地重複的歷史已變為一種規律,像萬惡的魔頭,控制著一代又一代的人。後人能戰勝它嗎?天曉得! 我想,如果任何事物和經驗都要從頭開始,那就不是經驗,而是經痛。中國人的經痛、陣痛、傷痛太多了,我不想,也不要無止境地重複了。周二、五刊登
今天這篇文章,不是評論,是悼文;悼念一位很多人已經忘記的保釣人士。噢!不單是保釣人士,而是保釣烈士──陳毓祥。 自從保釣行動由上一世紀七十年代初開始以來,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在釣魚台海域犧牲的中國人,就是香港的陳毓祥。二十年前的昨日上午,我忽然收到一個電話,說陳毓祥遇溺了。我感到奇怪,認識他那麼多年,在香港和英國一起工作,據我所知,他是不懂游泳的,或者不諳泳術的,怎麼會下水呢? 原來,當年他帶領一批保釣人士到釣魚台去。由於不能登島,他決定下水宣示主權。可是,當時保釣船仍在緩緩行駛,沒有完全停下來,陳毓祥的腳被一根繩索絆住,他掙扎不脫,又無人發現,結果為保衛釣魚台付出了他的寶貴生命。 近年來,保釣活動雖然繼續,但官方對民間的保釣行動仍然以壓為主。在香港,保釣船隻要離開香港水域,首先遇到的就是港府設下的天羅地網。內地的保釣人士也經常成為官方的監控對象,他們的命運視乎政治氣候而定。當中國和日本的關係僵持或惡化的時候,保釣人士的命運就會相對寬鬆一點;但當中日關係回暖的時候,保釣人士就變成走鋼線的人,但手上卻沒有平衡桿。 為甚麼會這樣弔詭?皆因中國政府經常杞人憂天,擔心民間的保釣行動會影響政府的對日政策。尤其是上一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剛開放改革,需要外來投資,而日本當時是除香港以外的最大投資來源,保釣人士哪裡有活動空間? 後來中日關係惡化,中國官方稍為放鬆民間的保釣行動,但官方的心始終不是民間的心;為官者所想到的,是民間不會想到的,官方竟然擔心「保釣行動可能失控」。這裡有兩個層面:一是反日行動可能演變成為暴力事件,二是反日行動如果愈演愈烈,可能影響官方對日本談判的策略。 驟耳一聽,也有理由。但後來發現還有一個沒有說出來的「隱衷」,就是官方擔心反日行動畢竟是政治性的,如果讓這類政治性的抗爭行動不斷發展,也許最終會轉移到反對中國政府頭上。 人民保衛釣島,政府保護政權!呵!明了! 周二、五刊登
港府舉行記者會,交代橫洲事件的一些資料。聽了全個過程,再反覆看關鍵的環節,得到的印象是:人類發展到今天,凡是涉及官場和商界的事情,利益是唯一的槓桿,關鍵是利益平衡還是一面倒? 這句話也許比較感性,更充滿負面情緒,不合乎我的性格,但環顧古今中外,這卻是在官場和商界中普遍存在。在此,我無意爭論性善還是性惡?普遍現象還是個別現象?只想講一句:真相!還有很多真相!這才是我們首先需要知道的東西。 在記者會上,人們看到了話鋒中的玄機。有意在官場裡鑽營的人士,也許可以學懂不少隱性語言,一面「勇敢地」承認市民要追查的責任,但一方面又卸責於無形之中。例如梁振英承認是他拍板橫洲項目分期發展的,但他的前提是在「運房局建議」下作出決定。從語言偽術的角度看,這些話進可攻,退可守;日後如果事件向更壞的方向發展,這隻鑊可以卸給張炳良;但如果事件向好的方向發展,這個功則是特首的了。不過,在「建議」和「決定」的過程中,還有多少細節?有甚麼來來回回的考慮因素?外界一概不得而知。 有人說我太多疑了,心術不正。我只能說一句:這是政治和官場現狀給我的教育;所以曾有人找我從政,我馬上耍手擰頭。不是自鳴清高,而是我有自知之明,我不懂扭曲自己,我扭曲自己的技巧是非常笨拙的。我只能佩服某些人的高明,扭曲自己之後還那麼泰然自若。 記者會上,有些話也令我有戚戚然之感。曾俊華說:「你永遠要同意你的老闆,沒有疑問。」他說「你」,那麼,他自己呢?也許這是現實,但曾蔭權也說過:在決策之前,政府內部經常「鬧大交」,但作出決策之後,就要收聲。敢不敢「鬧大交」?敢不敢據理力爭?跟「永遠要同意你的老闆」是兩回事?日後假如曾俊華當了特首,他的老闆是北京還是香港人呢? 政治制度令人扭曲,這就需要真正的政制改革,否則放甚麼人在領導的位置上,也沒有分別。這個器皿變了形,注下去的不管是水,是奶,是橙汁,也是變形的。 周二、五刊登
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的《城市論壇》前天在自己頻道播出,我們都沒有忘記收看。不少朋友說,無論大台播不播,只要是好節目都要看;即使沒有電視機,也可以用手機看;即使不能即時看,事後也可以上網看。總之,好節目就要看,大台不播,自己就想辦法找來看。據稱,昨日上網收看《城市論壇》的觀眾累積超過21萬人次,還未包括港台31的收視。這就是我們的選擇,也是我們的追求,更是我們抗拒被局限的權利。 在此申報,我也是香港電台顧問團的成員,但不是因為這個身份才說上述的話。平心而論,港台31的節目現時不一定受到大部分觀眾喜愛,但肯定不是只適合小眾收看;關鍵在於如何由小眾推廣至大眾。在我眼中,港台31至少給我新的選擇,從中引發思考,得到啟發。 有時候,我寧可看港台31的劇集或故事片,也不想看那些看了開頭就知道結尾的劇集;有些劇集看了它的名字就知道它的劇情和結局,有些劇集甚至把觀眾當作木偶。老實說,在大陸看這類劇集的人也少了,因為大陸觀眾的選擇多了,高水平的作品也多了。 前晚,港台31播了第十三屆全球華語大學生影視獎,放映了兩套相信是大陸學生的作品。一套談及青年人對性的感覺,一套談及繼母與丈夫前妻女兒的關係,沒有甚麼突出的劇情,但它們的重點在於刻劃細節,通過細緻的描寫來反映內心。我在平日的採訪中,奸詐的事情看得太多了,這類作品正好幫助我尋找奸詐以外的清純和真摯的人性。 紀錄片《萬象潮中》,講述杭州文化創意博覽會和內地的創意產業,香港人也有參與。記憶中,曾蔭權年代提出「六大產業」中就有創意產業,先於內地提出的文化產業,但現在香港的創意產業怎樣呢?內地的文化產業卻是方興未艾。這類節目正是觸碰香港人思考的警鐘。 上述寫的,不是為了推廣港台31的節目,而是要說——如果自己不提高對電視節目的要求,向低質素的節目說不,只會令高質素的節目無處容身,最後一起消減,幻滅,到時才如夢初醒,也許太遲了。 周二、五刊登
毛澤東忌辰四十周年,大陸出現「官冷民熱」的現象。所謂「官冷」,乃指官方不想多談,處處採取迴避姿態。而且,官方不單低調,還用各種方法阻撓甚至禁止「毛粉」悼念毛澤東。 人們感到奇怪,中共領導人逝世後,一般是「逢五逢十」都有較大型的紀念活,為甚麼現在這樣對待毛澤東?有人解釋,這是因為官方一向只在已故領導人的誕辰才有紀念活動,而不會在忌辰進行。不過,我想,即使到了毛澤東逢五逢十的誕辰紀念日,中共也不會過於高調,因為今天如何評價毛澤東將是中共的一大難題。 其實,「官冷」有四大原因。第一,中共高層深知毛澤東令全國受害,如果繼續歌功頌德,勢必與廣大人民的感受背道而馳,間接增加管治困難。第二,如果中共高調頌毛,極左派一定乘時而起;這些人盲目胡來,也會對今天的中共造成衝擊,這才是最大威脅。高調頌毛,不是砸自己的鍋嗎? 第三,中共也不能多談毛澤東的錯誤和罪過,因為中共仍要抱緊毛澤東的神主牌,才能延續今天統治集團的合法性和利益。第四,習近平也想成為第二個毛澤東。他說過,不能用開放改革的成績,否定前三十年的成績;也就是說,他不會否定毛澤東,否則他日後怎能為第二個毛澤東? 既然如此,倒不如對毛的忌辰冷處理吧。 所謂「民熱」,只是一部分民眾在特定範圍內「悼毛」,在全國範圍內其實氣氛不算熱烈;別以為很多人到毛澤東紀念堂,就是懷念景仰。至於「悼毛」的原因,也難一言蔽之。不過,我想有兩種主要原因。1,民眾(尤其是當年人)對今天的社會現象、貪污腐敗和中共的管治十分不滿,認為「背離了毛主席的教導」,才懷念「毛主席的年代」。 2,長期以來,中共為了統治需要,對毛澤東只談功,不論過,連客觀地擺出歷史事實也不會,導致一些當年人仍然沉溺於烏托邦之中。從這個角度看,中共不僅沒有從歷史中吸取教訓,還在繼續貽誤下一代。我真的要問一句:官方的「冷」只是抱殘守缺,有何益處?能抵得過民眾求真求實的熱嗎? 周二、五刊登
立法會選舉後,很多人鬆了一口氣,但我卻不是這樣想,因為怎樣判斷選舉的勝負,將導致不同人士有不同的取態和行動。不少跡象顯示,選舉後馬上出現兩種新的挑戰:一是免於恐懼的自由受到愈來愈明顯的挑戰;二是逐漸淡忘選舉怪現象的自我鬆懈的挑戰。 先談第一種挑戰。這次選舉中,威嚇、恐怖已肆無忌憚地浮面──投票前周永勤受到警嚇、投票後朱凱迪安全受到威脅,正是典型例子。也許有人認為,這些只是一種感覺,或者「一面之詞」,甚至是「吸引眼球之法」,未能盡信。但關鍵是,無論是真是假?無論恐嚇的壓力是來自本地還是內地?官方和警方也有責任調查,並把真相公布。 官方和警方須知,萬一發生甚麼不測,自己也難以卸責。這裡說的官方,包括內地官方,不能說「這不是中央的命令」,就推得一乾二淨,因為上有好者,下有甚焉;「精神感召」式的指示也是一個命令,可以像伊斯蘭國或邪教一般,導致瘋狂的行動。源頭不懂得收掣,塌方效應不會自動停止。銅鑼灣書店事件,就是這樣出現的,官方怎樣卸責,但都不會成功。 眼前的局面,令人回想國民黨在大陸執政時怎樣欺壓異見人士,也想到當年港英政府怎樣壓迫左派,但這樣的歷史應該簡單地重複嗎?須知道,國民黨和港英政府的壓迫都得不到好下場。 再談第二種挑戰。香港的選舉制度從設計和執行上早已不公平;官方一直不改,與建制派互利,箇中原因也是人所共知。如今,選舉中出現不少怪現象:選票比投票人數多;政府有傾向性的姿態;對部分候選人的警嚇………都是已出現的新聞。 我擔心的是,這些新聞很快就會習以為常,市民不再關心和追問,政壇中人也不會追查。這種淡忘和習以為常的威力,千萬不要低估。以種票為例,如今已習非成是,見慣不怪了。有朋友問我,選票與投票人數不符,真的是核數遺漏嗎?我不知道,因為已無人追問了。 我想,香港人必須從選舉中成熟起來,提高關心程度、獨立思考、辨析和抗衡能力,才是應對上述挑戰的不二法門。 周二、五刊登
立法會選舉塵埃落定,想寫得東西太多,所以,請勿怪這篇文章比較零散。 ‧為甚麼投票率大增?三大原因:1,事前建制派種票、谷票、動員票產生效應,引出「沉睡的票」;此外,投票前各方告急,也帶出大量票源。2,港府倒行逆施(例如「確認書」、用爭議的「理由」趕走部分準候選人),引起更大的逆反心理。3,泛民光譜闊了,官方激出一批本土候選人,令他們的支持者有票可投(過去他們的票不會投給建制,也不會投給溫和泛民)。 ‧泛民為何取得比上屆更多席位?因為香港人面對不合理的制度和選舉機器,仍然不認命,繼續抗爭,支持泛民力保三分一關鍵否決權。 ‧政府扮演了甚麼角色?表面中立,實質偏頗,此乃意料中事,但卻小動作多多,決策官員不光彩,令公務員難做。 ‧北京「全方位反港獨」指示下,為何「港獨」仍是選舉中的議題?因為香港主流雖然反「港獨」,但更反高壓;官方自製這個偽命題,香港人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港府再用這個理由把當選的準議員趕走,只會引發更激烈的反抗。 ‧為甚麼不少新人高票當選?皆因選民感到他們沒有個人機心,誠意奉獻;雖然他們仍有待磨煉,但選民願意給他們機會。望他們勿棄初衷。 ‧主張本土、自決的青年當選,政府施政會否更難?問題不在這些當選人,而在於政府日後的政策。今天的局面,就是北京和港府「谷」出來了。如果官方順應民意,不會增加困難;如果冥頑不靈,依然故我,效果肯定相反。 ‧北京和港府會否因為選舉的結果而修改治港政策?我想,即使會,但只是策略性的調整,而不是政策性的改變。我希望官方用他們改弦易轍的行動來打破我的眼鏡。 ‧這次立法會選舉會否影響下屆特首選舉?會有一點影響,但不會大太。因為在北京眼中,兩者不同;前者是間接控制的選舉,後者是直接控制的選舉,而且控制更嚴密。 ‧泛民是否值得高興?可以高興一陣子,但必須徹底檢討:分崩離析能修補嗎?配票成功嗎(其實不成熟)?能維持初衷嗎? 周二、五刊登
《成報》(圖)與《文匯報》等傳媒近日就梁振英「反港獨」政策之爭,引起大家關注。前者是我曾撰稿多年的報章,後者是我把青春、精力和熱誠全情投入接近二十年的機構。如今兩者唇槍舌劍,有朋友問我有何感覺? 答案是:「我的感覺就是沒有感覺;或者說:沒有感覺就是一種感覺。」朋友再問:「為甚麼?」我說:「看慣了!無意尋根究底。」 無論如何,這事折射出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就是建制派內也有很多不滿梁振英政策的人(這裡不談目的和動機)。不過,我看大家又不用亂猜,例如「某方面與某方面內訌」、「開明派與保守派之爭」,甚至有一種說法指「這是習近平不讓梁振英連任而事先放出的風聲」。我想,這也許是很多人的願望,但這不是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慣常做法;即使習近平發現自己當年選錯梁振英,也不會用這種方法來事先張揚,因為梁振英正在百分之二百執行北京的指示。 所以,大家可以「冷看」這則新聞,包括冷淡、冷眼、冷靜,毋須在有意無意之間誤陷任何一方利益群體的「需要」之中(如果有或能證實的話)。還記得嗎?第一屆特首選舉時,港澳辦支持董建華,新華社香港分社則屬意楊鐵樑,還請人打電話給在英國的楊官。這都是行內人知悉的事情,某些香港人不外是某些北京人的棋子而已。 還有一點更值得注意:如果有人懂得重新包裝,在內部把事件說成「有人與反對派同聲同氣,表面『倒梁』,實際是反中央」,或者說成是「故意抵消『反港獨』的正能量」,那就對現在掌權的人更有利。因為他們引發和執行的,正是北京要求「全方位『反港獨』」的政策。在中國官場的「逆文化」中,也許「愈批梁,梁愈穩」;於是,圈內又引起「風從哪裡來」的聯想。 我說的都是「如果」、「聯想」,請勿多心。還記得嗎?當年外傳「(前港澳辦主任)廖暉很快下台」,但結果不是愈傳愈穩嗎?因為中國話事人不慣於按民意辦事,於是間接產生很多可乘之機。這就是中國,所以,開開心心看新聞,獨立自主辨時局就夠了。 周二、五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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