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6日

 

回望,前行 - 曾蔭權
基層勞工

2016年12月12日
   

 

我太太與我相伴了五十多年,一起經歷過無數甜酸苦樂。多年來我對她一直心存愧疚,因為我擔當的公務愈來愈繁重,能夠給予她的時間就愈來愈少;但她從無怨言,一心待我退休後可以和她走遍各地,與普通人一樣真正體會旅遊的樂趣。
這幾年來,我和她去過不少地方,感受至深。最近兩三年,我們去了歐洲,在法國、西班牙和葡萄牙,都分別遇上了示威,示威者主要都是不滿國家經濟停滯不前,失業率不斷攀升,工資減少,以及政府收緊社會福利。在法國和希臘,抗議人士比較激進,往往與警察發生暴力衝突。遇上這些衝突,我和太太總是走為上着。但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示威者的表現很不一樣;有一次在里斯本,剛巧又遇上示威,人數不多,大約一二千人,但他們很有組織,全穿上耀眼的制服,拉起色彩斑斕的橫額,齊聲叫口號,沒有任何破壞,太陽一下山,就輕鬆的和平散去。近年葡萄牙的失業率下降,經濟回復增長,不知同葡萄牙人凡事處之泰然、隨遇而安的性格有沒有關係。
四十多年的公務生涯,令我深信任何地方要長治久安,市民都必須擁有不錯的收入及穩定的工作。從這個角度看,香港一直比較幸運,除了1997/1998年的金融風暴後一段時間,香港的失業率長期處於低位,只是過去有一些工種的工資水平不合理的偏低。曾經有議員批評我抗拒最低工資的整套概念,我不能否認,我的公務員訓練及我對自由經濟的信念,確實令我有點抗拒由政府插手干預多年來運作自如的勞工市場。
我當時的想法就是服膺市場規律,當經濟好轉,勞工需求增加,工資自然就會上升。雖然2004年後本港經濟逐步復甦,然而,我發現基層勞工的收入仍遠遠落後於經濟復甦的步伐,社會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一些基層勞工的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甚至無法應付基本的生活所需。
但要在資本主義的香港引入最低工資確實不易,不少傑出的經濟學者及美國傳統基金會都警告我這樣做的後果。及至2000年代中期,我深切明白到要勞工市場持續和諧及保持效率,最低工資的保障不可或缺。但要成功推行最低工資,勞資雙方必須互信互讓。結果在2006年,藉着立法會辯論此一議題,我乘勢建議針對個別行業引入自願性質的最低工資制度。但結果證明此路不通,因為真正受惠的基層勞工只佔少數,更主要是政府合約的外判工。經過政府和勞資雙方的多番努力,在2009年初,各方終於達成共識成立最低工資臨時委員會,及至2011年1月,立法會通過由2011年5月落實28元的法定最低工資。事實證明,最低工資的施行沒有推高本港的失業率,但不少基層勞工的生活卻得以改善。
現在回想,在香港推行最低工資,實在有點「離經叛道」。要不是多個關心勞工議題的議員一直鍥而不捨,勞資雙方又願意每人行一步,這個影響深遠的政策只怕終歸無法實現。

回首頁      列印

 

/64



C觀點

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廚神

旅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