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6日

 

回望,前行 - 曾蔭權
金融管治

2016年11月14日
   

 

見證過不少的本地、地區及全球的金融危機,甚至曾在香港披甲上陣應戰,可說我對金融市場的穩定自然而然保持悲觀的態度。自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後,任何涉及全球金融中心波動的新聞,都會令我即時全神貫注評估對香港的影響。我體會到在任何類似的危機中,監管機構及政府往往會傾向低估連鎖效應、對其他地區帶來的後果及對開放的金融體系例如香港所造成的深遠及廣泛影響。
2007年我剛連任行政長官,美國就爆發次按危機。貝爾斯登倒閉,雷曼兄弟在2008年緊隨其後,令我們的最大海外市場美國猛然陷入衰退。當中雷曼發行的迷你債券違約,令我們頭痛不已,更迅即變成政治事件。很多本地銀行參與推銷這些迷你債券,不少港人亦購入了債券。雖然最終絕大部分的本地投資者收回本金,在漫長的資產收回過程期間,不少憤憤不平的示威者上街抗議,傳媒不斷譴責,而本地銀行及銀行和證券監管機構都經歷無數徹夜難眠的晚上。
在美國愁雲盡散之前,在2009年底,一些外圍的歐元區國家如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等相繼傳出主權債券違約,令全世界再次墮入金融不穩定的泥沼。危機遲遲未獲解決,投資者陷於絕望邊緣。可幸當時中國經濟蓬勃為全球市場帶來了新資金、投資機會及交投量,亞洲區尤其是香港都得以受惠。
我在2012年退任時,深信復甦在望。然而,全世界開始明白,美國、歐洲及日本央行推行量化寬鬆帶來快錢,終歸要付出代價,金融市場再次受陰霾籠罩。為免通脹失控,利率遲早要調升,而利率一旦向上,很多現在靠平錢支撐的各類投資就會受到衝擊,甚或崩潰。全球很多主要城市包括內地及香港的樓價過高,投資市場一旦逆轉,樓市就會首當其衝。
還不止此,全球金融市場仍要面對英國脫歐的震盪。只怕未來幾年金融不穩定會繼續抬頭。
簡而言之,自由金融市場處於無休止的變動,稀有的穩定期總會被這樣那樣的事件打亂,例如缺少流動資金、政府財政失衡、資產價值失控亢奮,甚至政治事件。諷刺的是,儘管有缺陷,自由市場依然至高無上,皆因至今未有替代品可以帶來可比的全球財富增長。自由市場讓很多國家及城市躋身第一世界。
如果能夠將不看好自由市場的心態轉化為預先制訂對策,或者拼盡才智發掘商機,也不失為好事。市場崩潰或錯位往往會帶來新商機。香港憑藉靈活的市場結構、大量金融專業人才、流動資金充裕、法治、廉潔政府及公平營商環境,過去三十年在金融世界建立了備受信賴的地位。香港不但存活下來,還在國際金融的變遷中茁壯成長。
除了我們優秀的金融基建,我會將香港過去的經濟成功歸因於我們社會行為的三個特質。首先,我們不是信口雌黃,會緊跟國際銀行及證券監管論壇發布的最佳守則。比方說,香港是國際證監會組織、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及金融穩定委員會的活躍成員。其次,香港不時自我反省本身的金融體系,確保體系可以在瞬息萬變的世界中最能應對我們的處境。這種精益求精的努力從未止息,持續的上市系統及銀行監管機制檢討可茲明證。第三,亦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確信有危就有機,並且掌握先機。
一個好的例證就是我們如何處理1998年8月政府入市的後遺症。記得在1998年,我們動用了外匯基金約17%的儲備來擊退外匯及證券市場的炒家。當大部分人欣喜外匯基金在此役中獲利近千億元,我卻放眼於另一項更大的成就。我們當時沒有將購入的股票售回市場,因為此着定必推低股價,反而將持股證券化,成立盈富基金,盈富基金自2000年以來一直交投活躍。我們借勢公眾支持提升市場結構,以及消除危機所暴露出的金融體系內的結構及制度漏洞。在證監會及時任財經事務局長許仕仁的支持下,我強迫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及結算公司合併為單一上市的港交所。在孕育此計劃初期,證券經紀市場有強烈反彈,雖則後來所有證券經紀都笑不攏嘴,皆因他們手上持有的港交所股票大幅升值。改革後的證券業及提升了的金融基建,為香港抵禦其後的金融風暴包括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立下大功。此亦為內地及外國企業來港上市及買賣股票建立了一個穩固及可信賴的平台。
期望這份真摯的自我反省及冒險精神長存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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