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6日

 

孫公解碼 - 孫明揚
從委任到普選(上)

2015年09月30日
   

 

代議政制之所以被普遍接受是因為這個制度是眾多選舉制度中最能確保民意得以充分彰顯。但與其他普選制度一樣,是要付出代價,最顯著的是降低不同各項的施政效率,包括延長決定處事程序,必須接納各小眾意見,預留足夠時間作出全面諮詢。甚至要接受可能達致議而不決的情況。但這一切都無損代議政制脫穎而出成為最廣為使用的制度。
為政者必須時刻留意民意,不能經常作出違反民意的決定,當然偶爾不循民意而作出不受歡迎決定在所不免;加上有既定任期,當為政者不孚民望,下次選舉能否繼任完全取決於選民的支持。客觀上這個制度對不尊重民意的執政者有很大的阻嚇作用,絕對能杜絕獨裁政權的長期獨霸局面的出現。
但同時在代議政制之下,因為通過選舉,賦權予執政者,所以有為及高瞻遠矚的執政者可以運用高超的政治及公關技巧去通過一些必要但極不討好的政策,當然亦須承擔相關的負面政治後果。如果有關的政策成功落實,政治風險當然相對減輕,否則有盡失民望的危險。
當港英政府於80年引進代議政制時,當然不是將上述的崇高政治理念在香港落實,因為當時中英兩國進行有關香港回歸的談判已經在這重要課題有指導性的討論基礎,即是循序漸進。其實當時英國政府最著重的一個考慮是怎樣向國際社會顯示英國於一九九七年從香港有體面地光榮撤退。引進代議政制是一石二鳥的重要伏筆,一為光榮撤退,二為與中國談判的籌碼。
從當時的社會狀況看來,以當時的委任制作為一個起點,作出適當的修改,摒棄從精英之中委任賢者,而改由精英從彼此之間選出代表參與立法局的工作,實屬一種自然不過的過渡安排。這個實事求是的考慮便主導催成採用功能組別的間選制度。多年來這種間選方式所選出的議員大多是各行各業的翹楚,讓人易於接受。但時至今天,這種制度是否再合適香港最新的情況,實在值得我們仔細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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