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6日

【觀察】淺談少數族裔居住與租務管制問題

2015年0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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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香港,各階層都面對住屋問題。

    在香港,各階層都面對住屋問題。

   

 

早前城市論壇以少數族裔居住問題為主題,除了少數族裔本身代表及社工組織親述問題的嚴重性以外,亦引來了民主黨、民建聯、自由黨等多位政壇新一代參與討論。當中最有代表性的,自是自由黨青年團主席李梓敬發表「幫少數族裔會分薄其他市民資源」言論的疑雲。雖然他在其後澄清意思不過是「不特別抽調資源去幫任何一個群組,都只不過係將資源調來調去,無解決整體問題」,然而這種說法,甚至參與討論的嘉賓們,都未有真正觸及問題的核心:究竟少數族裔在住屋上是否正被歧視?

「增加房屋供應就能解決問題」這種說法雖然漂亮,但卻存在兩大問題:第一,現實情況是香港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內透過大幅增加供應至解決住屋問題;第二,少數族裔若在這方面受到歧視,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他們都會是被剝削的一方。而就各種訪問、社工報告內容,以至我個人經驗而言,這種歧視的確是存在的。

 
我認識不少舊樓業主,就他們來看,少數族裔租客已不單在語言溝通困難上,而是往往等同於「遲交租、因文化不合造成鄰居困擾招來投訴、搬離後遺留各種問題以至要重新裝修造成損失」。這些問題當然是租客需要自己承擔的責任,問題是當這個標籤加諸在所有少數族裔租客身上時,就是一種歧視。
 
居住是生活的必要條件,所少他們最終仍然會租到屋;問題是被標籤加諸身上的時候,少數族裔很自然會受到各方面的剝削:有業主會向他們收取更貴租金以作為風險補償;有代理人會替他們找「人頭」租屋,之後再收取中介費;甚至被迫租住一些環境太過惡劣,以至連一般租客也不願意入住的單位……而這些問題都是難以透過增加供應或向平機會投訴輕鬆解決的。
 
歧視若存在應怎樣解決
假若我們承認歧視是存在的話,那可以用甚麼方法解決呢?有說增加社工、翻譯以至協調員,都是改善狀況的辦法──然而在我經驗來看,政黨以至社工都有大大小小關注少數族裔團體協助他們,為何從來未聽見過情況有所改善呢?又基於對目前政府效率的極不信任,我認為最好的辦法還是透過市場力量:透過額外租金津貼,提升他們對業主的吸引力,所謂溝通、歧視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即使退一步,認為政府不應為那些交租、生活有問題的「壞租客」埋單,那至少應該透過機制讓市場有足夠資訊區分出無辜被標籤的「好租客」出來。我認為可以由政府出資成立一個保險基金,為所有合資格的少數族裔租客承保,一旦承租的問題租客真的「走數」,或令單位造成破壞,業主即可向基金索償,相對這名租客即被列入黑名單,基金不會再為其擔保,如此即能讓業主免除了因標籤效應造成的風險遲疑。
 
在城市論壇的結尾,似乎因為某些嘉賓有備而來,所以話鋒一轉,突然談到了租務管制問題。我很奇怪同情少數族裔的社工組織竟然會支持實行租管,因為在供應緊絀的情況下,業主只會更傾向租予那些他們認為會準時交租、善待單位、甚至較易溝通的「好租客」,結果少數族裔就成為了最後的犧牲者。
 
德國與荷蘭之租務管制
但整體而言,租務管制之所以讓人嚮往,乃因為德國與荷蘭看似真的能將所有質疑租管的問題壓下,讓一般市民都能享受到平價住房的好處。這裡由於篇幅所限,只點出兩國所謂租管能確切推行,乃由於各種因素配合而成。
 
不少人將德國與英國的房屋政策比較,發現由80年代開始至目前為止,德國人均落成房屋數量皆持續領先英國,這實有賴於德國較為寬鬆的發展及建屋政策:你能想像香港能像德國一樣,讓市民以合作社形成興建自己的房屋嗎?根據”Unaffordable Housing: Fables and Myths”一書所言,德國已發展地區比起英國多出50%,這自然牽涉到前者更願意在保育與發展之間作出取捨──這使得我想起早前香港就有關發展郊野公園土地的爭拗,也是一種類似的抉擇。
 
至於荷蘭方面,其實是政府刻意造成高低階市場的結果:對於低下階層會透過限制租金增加、以至將房租負擔計算在生活津貼之中。荷蘭的租務管制只限於一定租金以下的單位(652歐元以下),在福利網以上的居民仍要在自由市場找尋昂貴的租盤。但另一方面,荷蘭政府亦以各種免稅(供款免稅可長達30年以上)、低首期措施以吸引中產置業,以令他們脫離租務市場。回看我們香港,等待著各位業主的,卻只有林林總總 的置業稅項,我想所有想援引這個例子的朋友,都要想留意分別何在。

文:Henryporter (博客無神論者的巴別塔作者、面書:www.facebook.com/henryporterb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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