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6日

永遠在自由世界掙扎的記者

2010年09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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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楠大典議員將拳賽門票,申報作「政務調查費」支出,原因是要跟「中京女子大摔交聯會商討國內體育事業的現狀」,被當地傳媒大肆抨擊。

    楠大典議員將拳賽門票,申報作「政務調查費」支出,原因是要跟「中京女子大摔交聯會商討國內體育事業的現狀」,被當地傳媒大肆抨擊。

   

 

你覺得當記者有趣嗎? 讀書時,我都跟你的學生一樣,對傳媒只有很模糊的印象,根本沒有思考過這個行業如何運作的。可是,我來到香港而投身傳媒界後,慢慢清晰起來了。就像踏進了黑暗的地方後,過了一會,眼睛就慢慢習慣了暗處似的,能夠看到不想看到的事情。我覺得若把Freelance Journalist譯成「自由工作的記者」實在有點諷刺。自由比Freelance更廣泛,令我聯想到自由自在。可是,世上根本沒有完全自由的記者。沒有自由的記者,又何來新聞自由?文:佐保暢子

哪裡有地方讓記者站在完全獨立的立場,亦不受到任何社會或政治或贊助公司的影響而報道呢?我還沒有找到。只有自由度的高低而已。比如,像菲律賓那樣的國家,當記者等於判死刑似的。每年不少記者被殺害。跟地獄般的菲律賓媒體界比較,日本和香港是又和平又自由的地方。

日本記者跳槽難
比較港日記者,我覺得香港的記者比日本的記者更自由亦更自立。因為香港的記者可以憑自己的能力跳槽,所以有空間可以一個「Journalist」的身份來活動。不過,還堅持終身僱用制的日本大媒體界極少看到記者跳槽。受僱於大媒體機關的記者,在日本一直被視為鐵飯碗。只要做好對公司忠誠的僱員,就可以做到退休年齡為止。考慮到這一點,在日本記者已不是自由的了。如果要實現完全自由的身份,就只在博客或推特(twitter)那裡免費發表罷了。

還有,香港有獨立的記者協會,同行可以透過協會團結起來。相反,在日本,像你所指的那樣,雖然有記者俱樂部,但是這只是為了大媒體而設的封閉式組織。如果政府開記者會,只有記者俱樂部所屬的記者才能夠出席。我在香港隨時可以出席政府所開的記者會,在日本卻不能。這樣作為「自由工作者」的記者都很不自由。

自由工作記者仍吃閉門羹
日本民主黨在大選之前誓言,如果當成執政黨,他們就會開放讓自由工作的記者可自由採訪。可是他們當了執政黨後,突然給自由工作的記者吃閉門羹了。對我來說,這是一件很震撼的大事。不過,沒有成為大新聞,甚至幾乎沒有報道。屬於記者俱樂部的媒體機關來說,在政府記者會內所取得的信息是屬於他們的,不會眼睜睜地失去他們「自古以來」擁有的權利,所以反對民主黨把記者會開放給Freelance。他們亦懷疑Freelance記者的素質低,認為讓他們亂來,會影響到報道內容的準確性。記者俱樂部不是「外行」隨便可以進來的地方───日本的非自由的自由工作記者們這樣結論「吃閉門羹事件」的原因。
我想,這件事讓大家看到了大媒體和政府之間有個不應該存在的默契。難道大媒體和政府就是要團結起來而踢走不受歡迎的記者?豈不是他們願意自稱「國家機關紙」嗎?「吃閉門羹事件」的事主,通過網絡告知市民,網民更不相信大媒體。加上,最近,有位政治家透露了日本執政黨歷來把不用透露用途的機密費送給部分記者(包括自由工作的記者和評論者),讓他們寫或說對政府有利的事。現在,日本自由工作的記者竭力調查及整理那些收了機密費的記者名單,有正義感的記者和國民支持他。我都很關心如果真的發表,日本媒體會如何報道。

日本也有優秀的記者
說到這裡,可能我只給大家留下對日本傳媒的負面部分。實際上,日本有很優秀的記者,面對很多社會以及政治問題。你所指的政務調查費的問題是記者揭發後大家才知道的。可是,你覺得很不可思議吧,為何那些議員保得了職位。議員只要推說「把部分收據錯誤地算進去」即可脫罪。傳媒只要做好報道事實的工作,它不是法官又不是革命者,不能判刑任何人,亦不能煽動大家。最後,由投票人來決定,可不可以讓那位貪污議員再負責立法。
民主選舉不一定選對人。所以,需要監督政府,還是要委託傳媒來負此責任。可是,誰來監督傳媒呢?
傳媒本來不太習慣被監督的組織,就以新聞自由的名義來抗議任何人來看著他們。可是,市民有收到信息的自由和權利,有時懷疑傳媒是否真的有負起此責任,而政府也會說會為了大家的自由而監督。
究竟,何來新聞自由呢。我想,記者是在這個「自由世界」裡永遠掙扎的人。

傳媒的潛行任務
文:健吾
很多學生都問我,日本的傳媒不是很好嗎?又有新聞自由,又有民主選舉,第四權的作用應發揮得不錯才對呀!政治家不是應該要對市民負責的嗎?
日本傳媒經常性都被人詬病,是他們在遵守法例之餘,有很多不明文的規舉。比方說,如果你是自由工作者的記者(freelance journalist),是不包括在記者協會之內的。基本上,在日本,如果你不是大報的從業員,你就「不是一個記者」。加上各大報章其實同時擁有別的傳媒產業,如電視台、電台、出版、發行、製作公司等等。
當記者的人,天生就一定要有些反叛的基因,但要是你要當記者,就得聽命於大機構的方向和綱領。結果構成記者和政客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加上國會議員世襲制的關係,一些男嗣的國會議員,就會找些政治記者去繼承他的衣缽。

政治花邊騷不到癢處
於是,你看到的政治花邊,頂多是一些騷不到癢處,新聞甜品級的醜聞。比方說,八月二十四日的九州版的《讀賣新聞》報道,有長崎縣議會的議員,在2009年他們的政務調查費的會計單中,發現了拳擊賽事的門票和iPhone的雜誌幾條支出項目。
政務調查費,是日本中央政府判給地方政府給議員的開支,目的是用作「調查開支」的支出,金額隨各地政府自行調節,如東京都議會,每個月議員就有60萬日圓,不用實報實銷,用剩都可以撥入議員口袋的「調查津貼」。順帶一提,一名大學畢業生,初就業的月薪是約175,000日圓。
被記者發現後,議員回應,說自己這些都是「適當的支出」。

公費睇拳賽為做好議員
買拳賽門票的楠大典議員,今年63歲,他在2009年4月去了岐阜縣買了一張一萬日圓的拳賽門票,申報了「政務調查費」支出。他的報告說,是次是為了跟「中京女子大摔交聯會商討國內體育事業的現狀」。實際上,楠議員是為了觀看他朋友的兒子上場。連同交通費、宿費,去看這一次的拳賽,花了5萬5千日圓。面對記者的提問,楠議員說:「拳擊的世界,很嚴格。近距離去看參賽者置生死於度外的比賽,對如何在政治世界生存,自己也會好好警惕。」
另一位62歲,叫西川克己的議員,就買了一個3萬6千日圓的旅行袋,而申報了1萬6千日圓。他說買這個高級旅行袋,是為了「出外訪問時用的,應買一個便宜一點的。」
在那張單據中,最離譜的,是61歲的陣內八郎議員,他用了13萬日圓,合共47次,請了司機,晚上在他喝過酒後就送他回家(日本的法例規定,只要喝過一滴酒,都不准開車。違者會罰款20萬日圓/約1萬8千港元),他的回應是:「跟不同的業界團體開會,大多是去居酒屋,這些『懇親會』(名字是改得好聽的,其實不過是跟業界飲飲食食的交流會),是我自己出錢的,喝著酒談天,都是我們調查和掌握資料的重要部分,我只是要求回家的交通費。如果不喝酒,我認為各團體,不會幫忙。」
相對自民黨議員的報道,好像比較溫和:72歲的野本三雄議員就買了一支1萬日圓的墨水筆,申報了5千日圓,記者訪問他的時候,他就說:「是家人買的,把單據搞亂了,我想取消這筆申請。」另一位,57歲的馬込彰議員,就買了七本介紹如何使用iPhone和iPod的雜誌,總共9,086日圓。他說:「要知道這些新科技如何在推動政策上有幫助。人家如何看我,我倒是不知道,但我買這些雜誌,是懷著正當的動機的。」

收緊公帑用途不了了之
雖然於8月19日,已經有市民團體要求長崎縣政府要好好收緊「政務調查費」的用途,其中,有不少議員以調查津貼買擺放用的花或是流行刊物,而且款待各地不同團體吃吃喝喝,不適當地使用調查津貼,故要求議員要查處各議員,不可以使用公帑吃喝玩樂,也不可以在沒有單據下便收取一筆過的津貼。
但是最後呢?之後就不了了之,大家就好像不用再跟進下去。為甚麼?傳媒扮演的角色,不是要找出以權謀私的議員,然後就得他們知道不要太過份嗎?回歸後,ICAC的好幾次都調查、拘捕好幾位政客,就是要作出制衡吧?長崎的議員,為甚麼他們面對日本記者的時候,總有一種愛理不理,你要問甚麼我便隨隨便便的敷衍幾句的心態?因為他們不論做甚麼,最後如何回應,都知道其實記者會劃一條線,好等市民認為他們代表大眾,卻又不會令議員有甚麼後果。
如果換轉在香港,任何立法會議員用議員津貼買八卦雜誌或是名貴旅行袋,早就給香港傳媒踢出來口誅筆伐,隨時職位不保了吧?
日本傳媒和政界的關係,千絲萬縷。經年觀察,倒覺得中國某法律學者所言,於日本甚為適用:「傳媒的任務,好像是全面配合政府政策,甚至自我審查,監督政府功能只屬次要。」

作者簡介
健吾:每天醒來,都希望找到夢想,然後慢慢實現。如一年內出6本書,三十歲前當大學講師,做電台節目、上電視台、在報紙雜誌寫專欄。想找人做訪問時,人家不是因我為雜誌供稿而接受。請多多指教。(kengoreads@gmail.com)

佐保暢子:綽號沙河粉。畢業於東京外國語大學中國語科,大學期間到北京留學。1995年來港出任香港御宅必讀的《香港通信》月刊記者,現為負責編輯電視新聞和雜誌的「自由媒體人」。(sahoread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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